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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岘书法作品

杨岘（1819~1896），字庸斋、见山，号季仇，晚号藐翁，自署迟鸿残叟，浙江归安（今湖州）人，清朝书法家、金石学家、诗人。其书法属北碑派，为晚清书坛卓然有成的隶书大家。

作为晚清有重要影响的书法大家，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举人。曾应会试不中，入曾国藩、李鸿章幕中，参佐军务。50岁以后负责海道漕运事务，官至盐运使，其间曾任江苏松江知府。为官期间，刚直不阿、清正廉洁，颇有声望。光绪十年，杨岘罢官松江知府，自此寓居苏州,读书著述，以书法研究创作和佣书鬻字为生。他的一生作品流传甚多，颇具特色，尤其隶书风格给晚清书坛带来一股正大气象，名扬海内，远及日本。

杨岘一生好隶书，对东汉碑碣多有探求。论者说他“研精隶书，于汉碑无所不窥”，可知其在研究汉隶上是下过大功夫的。他的隶书为时人所重，著名书画家、篆刻家吴昌硕即出自他的门下。据载吴昌硕曾随俞樾游，在姑苏结识杨岘，遂拜他为师，从其学艺。由于杨岘对吴昌硕精心教导有方，为中国书画史上培养出了一位巨匠和宗师。李叔同早年也曾学过杨岘隶书。2025-08-05上海《中外日报》刊载李叔同书法篆刻润例，称：“李漱筒，当湖名士也。年十三，辄以书法篆刻名于乡。书则四体兼擅：篆法完白，隶法见山，行法苏、黄，楷法隋、魏。”文中所述李漱筒，即李叔同；见山，即杨岘。清楚表明了李叔同早年的取法对象即杨岘。

杨岘的隶书风格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57岁之前（1875年之前），在清代金石考据兴盛的情况下，学习内容起初既为汉隶，又是身处杭州与“浙派”书家朝夕相处，受“浙派”的中坚人物伊秉绶、陈鸿寿书风影响，学习“浙派”。第二阶段是58至66岁（1876~1884），通过临摹多种汉隶石刻，特别是《礼器碑》，作品几乎完全摆脱早期师承伊秉绶、陈鸿寿的影响，隶书创作风格步入自我摸索期，此阶段他的隶书风格追求“古”意。第三阶段是从67至78岁（1884~1896），在之前基础上，将《礼器碑》的笔法全面推广到临摹和创作，以《礼器碑》的风格作为主要特点，再结合自身理解，逐渐形成笔意为主，飘逸多变的个人风格。“狂似诗如”七言联就是此时的代表作。

此幅隶书作品横向取势，波折分明，收放自如，用笔浑厚扎实，其撇捺在出锋的刹那，重顿而后飞速出锋，留下隐绰枯涩的锋尾。整幅作品笔意飘逸又富有古韵，远离世俗匠气，颇有仙风道骨。又兼书写内容“狂似次公应未怪，诗如东野不言寒”，故形式和内容相统一，令人赏心悦目。联中结字也多有奇处，如上联之“公”“应”二字追求笔意，波磔随意出锋；下联之“言”“野”二字主笔多抖动变化，节奏丰富；还有首字“狂”、末字“寒”笔画之间粗细变化及其夸张，颇具匠心。落款用行书，上款“仲雅老贤雅属”，位置较高，表示对索书者尊敬；下款“七十六叟杨岘”，居下联中部，简洁明快。款下钤“臣顯大利”、“老藐”朱白印各一方。

杨岘的传世作品较为丰富，从晚年的这幅作品看，在书写上迥异于其早期横平竖直、循规蹈矩的一贯作风，颇有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情怀。用墨浓重，行笔矫健，兼以枯笔，粗细相间，大小变化一任自然，仿佛信手拈来，却又别具匠心。最为得趣的是在放纵之外掺以颤笔捻管技法，使得部分枯瘦笔触更加古拙、生涩，与丰腴、浓重的肥笔形成强烈的对比。这种看似率意，实则于对比关系中见高妙的处理方法，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容易接受的，并已经在各种展览上得到普遍运用，但是在当时却遭到很多质疑。有人认为他晚年书风流于“颓唐”，殊不知，这正是杨岘“衰年变法”的刻意之举。

□王冰